先秦墨家之经典

2016年02月25日 浏览次数: [ ]




钟岳文


墨子

《墨子》李小龙 译注 中华书局 2007.3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宋国人或楚国人),是宋襄公之兄的长子目夷的后代。

  关于墨子的生卒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西汉时人们就已经不能确切知道墨子的生卒时间了。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推定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孔子逝世后,孟子出生前的时代。

  少年时代的墨子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墨子・鲁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均记载墨子造车辖、制木鸢的事。可见,墨子应当从事过手工业,而且还是一位能工巧匠。另外,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墨子也受到过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史记》中就记载他曾做过宋国大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

  墨子一生行事虽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现有史籍中可以勾勒出大概。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与孔子一样,以救世解纷为己任。他曾穿着草鞋,步行天下,开始在各地游学,平生足迹所至,向北到达齐国,向西到达卫国,并多次游历楚国。求学方面,墨子曾从师于儒者,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墨子开始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这应当与其自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关。最终,墨子舍弃了儒学,另立新说,并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墨家学说和学派,墨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的思想以及墨家学说,主要收录在《墨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共71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60篇,如今只存53篇。与先秦大多数典籍一样,《墨子》既非墨子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它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整合而成。

  有人说墨子的思想是百科全书式的,涉及当时的各个学科和不同领域,其论述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方法独特。因此,《墨子》一书堪称春秋战国之际的百科全书,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诸方面思想之大成。从此书的内容来看确实如此:

  《亲士》《修身》《所染》《发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系墨子弟子根据墨子早期思想所作的记载,略加发挥而成。

  《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节用上》《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二十四篇是墨子当年系统讲解自己的学说,后为弟子整理而成,体现了墨家思想的核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墨家十大主张”,包括体现伦理思想的“兼爱”、体现政治思想的“非攻”“尚贤”“尚同”,体现经济思想的“节用”“节葬”“非乐”,体现宗教思想的“天志”“明鬼”“非命”。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代表了先秦时代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著名学者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载,相当于墨子语录,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

  《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子》《号令》《杂守》十一篇,全是有关军事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杰出且实用的“墨子兵法”。


  《墨子》与墨学的历史命运


  从历史命运上看,《墨子》与墨学可谓大起大落。在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与墨子确立的墨家并驾齐驱,享有同样显赫的学术盛誉,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氏春秋・情欲》则说,儒家与墨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说“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可见,在当时那个百家争鸣时代,墨家学派声势之浩大,超法逸道而直与儒家相抗衡。

  然而,自秦汉以降,墨家逐渐走向衰微,到了东汉竟“废而不传”。司马迁的《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还为孔子的弟子单独写了列传,可提到墨子本人却只有寥寥24个字,更不用说墨家弟子了。从这时起,一代显学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之中,在整个古代社会几乎成为绝学。《墨子》一书也幸赖《道藏》的收录而得以保存。

  深究起来,墨家从一代显学到湮没不传,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墨子思想主要代表平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它热衷于自然科学,倡导平等思想观念,这自然不符合构建统治者的需要。其次,儒、墨虽并称显学,但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礼乐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而墨子正是因为礼教过于烦琐才脱儒自立,墨子“兼爱”“非乐”等主张实际上就是对儒家礼乐的否定和取消。所以,儒、墨两家是势同水火、难以调和的。在独尊儒术的后世,自然不会有墨家的位置。道家虽然也反对礼教,但在人格修养上与儒家形成互补的关系,其黄老之术也每为统治者所采用。法家的法术为统治者所欣赏,与儒家互为表里,即所谓的“阳儒阴法”。因此,道、法两家能够与儒学并存,虽不得独尊却也可以历久不衰。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可以暂时沉寂,却不会永远寂寞,《墨子》就是这样一部书。它的转机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西学东渐的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打开了新的视野,沉寂中的《墨子》,被重新重视。

  在清末,有一批认识了西方的学者对墨子作出了新的判断。学者邹伯奇就提出“西学源出墨学”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历法、算学等,都源于《墨子》,并曾依墨子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照相机。经学家王运则认为《墨子》是西方宗教的源头,如佛家之释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稣都无官位俸禄而被奉为圣师,当受惠于墨学。诗人黄遵宪更是提出: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学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木鸢之术。此后,学人对墨子的推崇有增无减。《民报》创刊号卷首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被尊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梁启超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口号。爱国志士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

  如今,墨学已有再次成为显学之势。2004年9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100册巨著《墨学大全》,如实反映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墨学大系状况,堪称墨学复兴的里程碑之作。


  《墨子》一书的现代价值


  随着墨学的复兴,《墨子》一书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估,其中很多思想对当下有着借鉴意义:

  首先,墨子提倡勤俭节约和廉政。他针对衣服、饮食、宫室、舟车、男女和丧葬六个方面提出节俭的要求,认为它们事关经邦纬国。同时,他还反对统治者耗费财力去满足私欲,认为这是在“暴夺民衣食之财”和“厚作敛于百姓”,是造成民苦、民累、民亡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讲求廉政。墨子说,“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并告诫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不仅如此,作为实践家,墨子注重经世致用,他提倡节俭,并不是口头上说说,也不只是他自己以及墨家弟子亲身躬行,而是要影响各国的君主,希望他们把节俭作为匡正时弊、安邦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为此付出努力。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我们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内化为自己的优良品德,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从而为中国的富强之路贡献应有的力量。

  其次,墨子强调“兼爱”。“兼爱”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具体而言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互报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可以看出,墨子的“兼爱”思想超越了儒家“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以及社会等级身份的范围,而充盈着现代意义上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因此,弘扬“兼爱”的道德准则,对当代社会人们的立身处世不无积极意义,这种双向平等交往的原则,对于维系调节人际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墨子主张“尚贤”“尚能”,即选举贤能之人为官。他从平民的立场出发,一面从根本上反对家族政权的世袭制,一面主张由贤能人士来掌握政权。墨子认为,通过不正当手段做官的人,治理不好国家,只能使人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因此,他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分禄”,“举公义,辟私怨”。可以说,墨子的人才观与今天的选才之道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再表明,能否选好干部和人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要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全面真实考察一个人的德、才、行。

  最后,墨子强调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说的“天”,就是现实的大自然。人们的行为要“度于天”,就是要敬畏自然、遵循规律。他还说任何事物都有自然的本性,这是“情”;符合自然的本性,就是“和”。当然,墨子强调对大自然的敬畏,不是盲目地畏惧,在大自然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要求人的举止行为应该适应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在协调中共同发展。当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只有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节用”资源、尊重自然、遵循客观规律,才能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延伸阅读】《墨子》中的成语典故


以人为镜


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非攻中》)


墨子说:古时有人说:“君子不用水作镜子,而是以人为镜子。用水作镜子,只能看出人的面容;用人作镜子,则可以知道吉凶。”后用“以人为镜”指把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借鉴。


兼而有之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


上天一定希望人们相互友爱,互相给予利益,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上天希望人们相互友爱,互相给予利益,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上天兼爱一切人,给所有人以利益。怎么知道上天兼爱所有人,给所有人利益呢?因为所有人都为上天所有,上天供给所有人食物。后用“兼而有之”指同时涉及几种事物、几
个方面。


高冠博带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公孟》)


墨子说:“有作为并不在于服饰。”公孟子问道:“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墨子回答说:“从前齐桓公戴着高帽子,系着宽大的带子,佩着金剑木盾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披着母羊皮的大衣,用牛皮带挂剑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楚庄王戴着漂亮的帽子,系着系冠的丝带,穿着大红长袍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越王勾践剪去头发,用针在身上刺上花纹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但作为却是一样的。”后以“高冠博带”形容儒生的装束,也比喻穿着礼服。


避毁就誉


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耕柱》)


  墨子让管黔到卫国称扬高石子,让高石子在卫国做官。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很优厚,安排他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都竭尽其言,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于是高石子离开卫国到了齐国,见到墨子说:“卫国国君因为老师您的缘故,给我的俸禄很优厚,安排我在卿的爵位上,我三次入朝见卫君,必定把意见说完,但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因此我离开了卫国。卫君恐怕会以为我很狂妄吧?”墨子说:“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被认为是狂妄又何妨?古时候周公旦斥责管叔,辞去三公的职位,到东方的商奄居住,人都说他狂妄,但是后世的人却称誉他的德行,颂扬他的美名,到今天还不停止。况且我听说‘奉行道义并不是为了逃避毁谤或得到赞誉’,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被视为狂妄又怎样?”


来源:《月读》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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