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到萧纲

2016年03月03日 浏览次数: [ ]



顾农


  中国文学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工具论传统。“诗言志”(《尚书·尧典》)本来可以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但后来权威的解释总是把这个“志”同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于是诗歌就成了某种思想或政治的传声筒。汉朝儒生写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生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本来未必是工具,而经过“先王”的一番改造利用之后,它就变成了工具;于是后来也就有诗人主动地创作工具式的作品,例如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部分诗,写作目的就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与元九书》),是当作谏书来写的。

  “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意思更明确,“文”是一辆车子,如果它不来运载“道”,那是毫无意义的空车。让文学肩负起道义和教化的重任,在中国文学里源远流长。

  但是也有反潮流而动者,其中有两位中古时代的大人物,都是先当太子后来做了皇帝的,这就是曹丕和萧纲。曹丕当太子的时候写过一篇《典论·论文》,强调作品一定要洋溢着感情,此即所谓“以气为主”;他将作品分为四科八目:“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三类是应用文,最后一类是纯文学。“气”与“丽”,这就是曹丕心目中纯文学的两个基本点。后来刘勰讲“情采”(《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萧统讲“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都跟在他后面讲这两个基本点。鲁迅先生说:

  (曹)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意见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以论定。

  萧纲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汝年时尚幼,所缺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面墙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他又说:“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与湘东王书》)做人要讲传统道德,写文学作品则不受此约束,文学作品也无须去讲儒家经典里的什么大道理。他领导的宫体诗运动,完全不考虑让诗歌去充当教化的工具。宫体运动的参加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他也是强调感情和赏悟,矢口不提什么充当工具,用于教化。

  中古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派,后来未成主流,只是作为一股细流或暗流始终存在。花间词、宋人题跋小品、晚明散文、清代游戏文章……这个自曹丕、萧纲以来的小传统,很值得引起文学史工作者注意。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6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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