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无大有周恩来

2016年03月07日 浏览次数: [ ]



梁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22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20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哭无泪,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中去寻正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奉,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闸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或又子的子,不少都居高位名显于世,不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咒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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