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2013年05月16日 浏览次数: [ ]



张中行


  《孟子》有几句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各文言散文选本都收,还入了语文课本,所以大家都熟悉。这几句话,前半是比喻,重点在后半,是一种生活态度:好死不如赖活着,生死事大;可是万一被挤到生与义间只能取其一的时候,就死,所谓慷慨就义。这种生活态度,或说主张,任何人都知道,实践大不易。孟子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被挤到这样的夹缝,寿终正寝了。孟子以外,至晚由荣居《史记》列传之首的伯夷、叔齐起,数不尽的男士,都照孟子指点的路走了;女士更多,因为世间有太多的男士,见色忘义,会使女士,不死就陷于不义。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为之而舍生的义都不得不实指到事,而这事,用另一个时代的眼光看,评价就可能两样。举例说,某男士为某理当亡国之君死了,某女士为许嫁而未谋面的某短命鬼死了,在封建专制时代,男要赐谥,女要旌表,都是应该名垂青史的,我们现在看就未必是这样。说未必,因为对于忠和贞,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像是还没有斩草除根。这里谈道德,重点是泛泛的理,忠和贞一类,因为牵涉到事,可以装作不见。其后,着重研讨的应该是:舍生取义,要有大力量推动,这力量显然不是由法律来,因为赴刑场是绑着去的,所谓被动;取义是主动,这力量从哪里来?任何人都知道,是从道德来。道德有如此的大力量,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因为难于追本溯源,昔日的贤哲都是只管当然,而不问其所以然。孔门的最高德是仁,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宋儒是喜欢钻牛角尖的,也只是说善来于天理,而不问为什么会有天理,而就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使人虽未必有利而甘心向善。康德更进一步,是兼助以赞叹,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想它就越敬畏,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畏,是因为感到它力量太大,能够迫使人舍生。敬畏,不进一步问本原,显然是因为本原难找。其实,由我们现在看,这难是由于昔人惯于集中一点,局于形上而忽略形下。形下是什么情况?不过是,人想活就不能不勉力也让别人活,日久天长,成为习惯,并(因为难)信奉这样更好而已。追问是学究习气,就本篇说,更重要的是,确认它有大力之后,要了解它的性质,以便能够适当地利用它。

  关于道德的性质,也是不管落实到事会是若何形态,为了省力,可以引孔子的话,是:“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说。还有从积极方面说的,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用现在的话说,是不管做什么,都要设身处地想想,即视人如己,我不愿意挨整,也就不整人;我愿意别人对我好。也就好心对人。再说得明快些,所谓有德,其本质不过是,自己想活,也给别人留点活路;或争上游,尽可能使相关的人得些好处,有时甚至不得不损己也在所不惜。能这样做,是心里总是这样想,这存于心的力量,用康德的话说是道德律。称为律,有不可冒犯的优点,但会引来谁所定的问题;不如多顾实际,就人说是有德,离开某某人而说这有强人为善的力量是道德。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为了社会,至少是安定,这道德,作为群体的精神财富,是如何贵重。甚至可以夸大说,如果道德能够生实效于一切人一切事,那就可以不要法律。人人都是伯夷、叔齐,各种锁就不再有用,惩治偷盗的法规和法院自然也就成为多余了。我们没有(或说永远不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显然是因为,花花世界,不能人人都是伯夷、叔齐,并且,至少是会在某时某地,绝大多数人成为蔑视道德的勇士,那就连法律也就成为一纸空文了,这里且不管某时某地,还是正面说道德的优越性。这,可以引一句家常话来说明,比如有一家人住个小院落,院有围墙,不高,有柴门,很破烂,有人会说这样的墙和门,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决不会越墙或破门而人,是因为有力量管着,这力量是道德。说起这管着,与法律相比,优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择时不择地(或说永远跟着),此即古人所谓“尚不愧于屋漏”(《礼记·中庸》)。二是不会有逾闲的危险,因为定型为强烈的取义之心,管得严,就不会知而不行。法律就不成,杀鸡给猴看,有些猴胆小,或尚略有求好之心,可以生某种程度的功效;还有些猴,有时甚至数量不小,是既不胆小,又无求好之心,那就只能劳动民警或武警,昼夜跟随,然后,幸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扭送法院了。显然,法网是不能密到必不漏一个的,于是就不免于积案多而不能破,这是说,为了社会的安定,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

  有限,可以不可以说,要用道德的力量来补充?我的想法是应该反过来,说以道德为主,因为它不能在任何人身上都百分之百地有力量,所以才用法律来补充。这样说,我们就会想到一种此长彼消的情况,是:如果道德的力量增大,法律管辖的范围就可以缩小,社会反而容易安定。由此推论,谈论社会,讲治平之道,就应该在培养道德方面尽大力量。而说起培养,有些事情就不能不注意。这是一,要心明眼亮,知道所谓道德,所谓有德,本质是什么。比喻说,提倡视人如敌,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就是反“己欲立而立人”之道而行,培养云云也就名存实亡了。二,培养,难易,甚至能不能成功,都决定于群体(或说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教养。有教养,容易看到并重视己身利益之外的一切,这一切自然包括己身之外的人及其利益。反之,不识之无,正如我们睁眼所能见,蝇营狗苟,眼只看私利,手只抓私利,甚至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经地义,培养,即使尽了最大力量,求这样的人变为伯夷、叔齐总是太难了。三是言教不如身教。身指(或偏于指)位高者和年长者之身,所谓上行下效,“草上之风必僵”,无言或少言,方法是感化,总会比夸夸其谈而行则另一套,容易生实效。四,要在风气方面用大力,使群体中几乎人人都相信有德是荣,无德是辱。这荣辱的观念力量最大,因为义是心理的,荣辱是世俗的,上面所说旧时代许多男女士为忠贞而死,推动的力量,明显而直接的就是这荣辱,义云云通常是隐在背后或书生的书本中的。五是不可求速成。人,就其本原说同样是有欲因而不得不求满足的动物,“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孟子的看法,这希大概就是指能够文而化之。文化,表现于物是各种利生的设施,直到汽车中也加空调;表现于心,至少我这样想,就是克制自己,“能近取譬”的道德修养。物方面的设施,心方面的修养,都要慢慢来。求速成,其情也许可愿,其效果则常常是可悲。如物,求几个朝夕就亩产几十万斤,其结果只能是饥饿和可笑。心方面也一样,用鞭挞的办法求一动之后小人尽变为君子,其结果必是连原来的君子也变为小人,因为德是来于自发,鞭挞则自发毁灭,道德也就连根烂了。

  这不能求速成还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种情况,是速毁却非常容易。可以用比喻来说明,那是瘾君子的戒烟,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甚至一年两年,想吸而竟忍过去,可谓大不易;可是开戒却太容易,只是人家让,自己伸手一接之功。道德(文化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还是以小事为例,穷困,路上遇见遗金不拾,是千百年(就群体说)来正心诚意修身而成,变为拾,回去换酒肉,享受一番,只凭一念之差就可以。所以讲治平之道.不可凭幻想,拿道德开玩笑,比如说,为了目前的某种利益,广开门路,引导并驱赶人舍爱而取恨,舍诚而取诈,舍慈悲而取残暴,短期也许能有所得,日久天长,群体中都成为这样,后悔,想挽救就太难了。所以,有时我甚至想,一种不完全合理的道德总比没有好,因为其本质总是克己,这是社会所以能平定的纽带,没有这个,人人为私利而甘心无所不为,那现实和前程就大为可悲了。最后说说,道德的本质和表现都离不开利他,这他,无论是就理论说还是就实际说,都有范围问题。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人指己身以外的,想来也不排斥人类以外的,因为他还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就心说是仁的范围扩大;可是儒家讲的究竟是常人常道,所以纵使推崇仁为美德,还是吃肉,只是饭桌离厨房远一点,以求耳不听心不烦。佛家就比较心行合一,是定杀为大戒,所以也就不许吃肉食,连穿皮毛也不可以。魏晋以来,中国不少佛门的信士弟子不吃晕,这是他们的德。他们也是人,这就引来一个间题,德的本质是利他,我们推重道德,吃红烧肉、烤鸭之类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从信仰方面看,大概只能各行其是。还不得不从实际方面看,求人人都成为虔诚的佛门信士弟子必做不到。不可能的事,不深追也罢。不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终归也是实际,怎么办?在这种地方,可行之道也许只是差不多主义:比如对于牛羊鸡鸭之类,能够研究出某些方法,使之得安乐死,总当算作向文明迈进一大步;至于夏日在身边搅扰的蚊蝇之类,只好狠狠心,用蝇拍一拍,使之往生净土(据说也有佛性)而已。


来源:《顺生论》 张中行 著 中华书局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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