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实”古今谈(下)

2015年10月20日 浏览次数: [ ]



萧银


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习近平同志说:“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作为河间王的贵族刘德,热爱学习古代的知识文化,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实”的观念,一直源远流长。


谋事要实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的名家对“实”有深刻的认识与精当的阐述:“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位其所位焉,正也。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就是“实”,只有当万事万物都处在“实”的位置上,世间的规律运转才是正常有序的。为此,名家提出“名实论”,强调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唯有在“名实相符”的前提下,事物才能健康发展。

儒家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其实和“名家”思路一致,因为“名”必须建立在“实”的基础上;又有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也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吕氏春秋》记载孔子困于陈蔡、颜回甑中取饭被误解的故事,最后得出的结论亦是“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眼见都不一定为实,可见识人必须慎之又慎。孔子进一步推演出选人用材的标准:“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孟子更深入发挥:“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对施政中的“求实”观阐释得淋漓尽致。

墨家则一向重视实证价值,“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墨子·明鬼》)。对于与时代发展潮流紧密相连的法家、兵家等实用主义学派而言,“实”更是一个贯注其本身的理念,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商鞅反对“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认为唯有“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商君书·农战》);韩非则强调“人主……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到了汉代,则有“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符《潜夫论》)、“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荀悦《申鉴·俗嫌》)等论断。

因此,求实,是谋事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亲身求证,以求实精神引导谋事之前贤事迹多矣。西汉时,羌人入侵,攻城夺地,烧杀抢掠,汉宣帝委派老将赵充国领兵拒敌,临行前,问赵充国需要多少兵马。赵充国表示“百闻不如一见”,不如等自己到达边境,亲自了解情况后,根据实际制定作战计划,再调兵遣将,避免无用功。宋代,大文豪苏轼根据亲身经历,写下流传千古的《石钟山记》,揭示了江西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也是求实溯源的老实态度和科学精神。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我们曾遭遇了一段丧失求实精神的日子,浮夸风、大跃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教训深刻,所以“求实”二字,实在是如重千钧。


创业要实


思想上的“实”,唯有落到行动上,才能起到指导人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积极作用。由求实,而务实,则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最终结合。孔子曾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都表达了行胜于言的观点。《墨子·修身》则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认为读书人光有学问还是不够,只有亲身实践才是做人的根本。躬行之道,便是务实之端。《大学》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立身立业之根基,其中“笃行”,不可或缺。

宋代大诗人陆游有名篇《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早已脍炙人口。宋代学者叶适、陈亮等人倡导“事功之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注重实际功用和效果;明代大学者王阳明则指出务实对于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将务实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而随着时代发展,一个崭新的思想流派则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实学”。

“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北宋学者胡瑗语)“实学”学派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有益于实实在在的事业,反对空泛无用的学术。如明末清初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为人行事,也不同于过去儒家学者重学问、轻行动的风格,体现着“实干家”的风采:顾炎武亲自参加抗清斗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宗羲年轻时便敢作敢为,为替被奸臣陷害的亡父复仇,在庭审时愤然当众痛击受审的奸臣;王夫之拒绝臣服清朝,隐居山林,颠沛流离,艰苦到捡拾破纸烂帛著书立说的地步,也始终坚持气节。清初的“颜李学派”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将“实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代表学者颜元认为教育应当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其名言“为学从切实处下手,自不落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都阐发了务实的意义。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声炮响惊醒了中国的天朝梦,“经世致用”的思想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倡。本着救亡图存的信念,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学者、官员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富国强兵的浪潮中,倡时务,办实业,促改革,轰轰烈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有实学的功劳。

“经世致用”的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道异彩。其务实的精神与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人们。无论什么思想什么学问,都应当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反映到用途上,才有实际价值,“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鲁迅《故事新篇·非攻》),正是对我们的启示。


做人要实


正心诚意,是儒家经典《大学》提出的做人根本。诚,即实也。孔子曰“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孔子家语·儒行解》),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在人应该以实立己、以实待人这一点上,各家各派都没有什么争议,可见,“实”之一字,确为公理。

诚实的品德之所以受到推崇,甚至得到讲求术与势的法家思想认可,正是由其内在的终极价值决定的。人立足于社会,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若想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靠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虽然能逞一时之快,却终究无法长久,唯有以诚相待,互利共赢,才是长远之策。因此《韩诗外传》中说“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意思就是说,待人真诚,即使疏远也一定会变得亲密;待人虚伪,即使是亲戚也一定会变得疏远。北宋学者程颐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杨简言“以实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更表达了做人诚实乃是利己利人之道的道理。

南北朝时,大臣甄彬早年穷困潦倒,曾以一卷麻布向当铺抵押借钱,等赎回时,却发现里面多了五两金子。他没有私吞,而是诚实地将金子送还了当铺。梁武帝得知后,便提拔了甄彬,外派治理地方。临赴任前,皇帝照例要对外派官员做“廉政教育”,当时一同任命的共有五人,皇帝对其他四人做完告诫后,对甄彬说:“你昔日有还金的高风亮节,所以我就用不着对你嘱咐要注意廉洁了。”甄彬上任后,依旧保持着高洁的操守,更加自律,德行流芳百世。

曾写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北宋名臣晏殊,一生以诚实闻名。他年少时参加科举考试,在皇帝面前应考,拿到试题,发现是自己曾经做过的题目,非但没有因此暗中窃喜,反而诚恳地表示:“我十天前已做过这样的题目,草稿还在,请另外命一个题目,以测试我的真实水平。”晏殊做官之后,皇帝表扬他闭门读书、不爱玩乐,他也没有得意洋洋,而是老实回答:“我并非不喜欢宴游玩乐,只是家里贫穷没有钱出去玩。我如果有钱,也会去宴饮,只是因为没钱出不了门罢了。”正因立身待人诚实无欺,晏殊终生得到朝野上下的信任和尊重。

北宋学者程颢曾说:“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人生之路想要走得更广更长,唯有依靠诚实,而绝不是虚伪欺诈。


来源:《月读》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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