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在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上的致辞

2009年10月19日浏览次数: [        ]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参与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深入交流。从1299年《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到现在,从遥远的中国文明第一次全面展示在欧洲人的视野中算起,已经过去7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两种文明曾经谨慎地接触、忐忑地试探,甚至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炮舰曾经多次入侵中国,到如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强起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平等而又平和地互相倾听、互相对话、互相学习了。
  从误解到理解,从对抗到对话,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翻译工作中,文学翻译更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作家用他细致的观察、准确的描述和过人的想象力记录时代、阐述思想、刻画人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不管是用哪一国语言,哪一种文字写下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而通过翻译,使全世界的人可以共同分享各民族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
  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颇丰,2500多年前的中国作家、思想家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从中国先秦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喜欢用文学色彩浓重的散文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思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对中国传统经典极感兴趣,他们开始了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研读和译介,拉开了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与交流的序幕。
  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文书籍是胡安•科沃(Juan Cobo,约1546-1592)翻译的《明心宝鉴》,16世纪90年代,他将这本中国儿童启蒙教育读物翻译成西班牙文,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从这一本儿童启蒙教育读物开始,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此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翻译了先秦诸子经典作品如《论语》、《孟子》,纯文学典籍《诗经》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被翻译到西方。
  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之后,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关注,并通过知识阶层的传播,使西方一般的读者也接触到了中国文学。比如伏尔泰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并称“中国戏剧展示了人类活动的生动画面,并确立一种道德教育”。遥远的东方成为欧洲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或作家,如伏尔泰、珀西、歌德、席勒等人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了中国的元素,演绎了中欧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最近这1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在这期间,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翻译实际上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回应。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曾掀起的几次文学翻译高潮,就是最好的说明。
  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我们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文化、宣传科学与民主、主张文学革命。这次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人与“旧文化”斗争的主要武器,就是翻译欧洲的文学作品。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翻译发表了介绍欧洲作家的作品,如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屠格涅夫、安徒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新青年》的译者翻译西方文学的目的,是希望引入新思想、新文学,借以打破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停滞不前的局面。在这里,西方文学成了批判中国旧文化中糟粕的利器。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专门刊登翻译文学的刊物和文学团体纷纷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的作品获得全面的翻译和介绍。从“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大量的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热爱。
  抗战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诸多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在此时期与读者见面。如但丁的《神曲》、乔治•艾略特的《河上的风车》、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同时,反法西斯文学也给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顽强力量,至今,大部分中国的成年人还能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在战友娃莲墓前的那段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今天,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10年,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今非昔比。
  举一个小例子,中国欧美文学翻译的开创者林纾,早期只翻译了半部《堂•吉诃德》,因为他不懂外语,只能由懂英文的陈家麟口述原书的英译本,他再进行笔录润色。可现在就不一样了,中国直接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堂•吉诃德》已有10个版本,其中不乏获得国家级图书奖和翻译奖的优秀版本。
  从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的总数来分析,1949年~1979年为5600多种,平均每年不到200种。进入80年代后,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书每年都在千种以上。近年来,欧洲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更加系统和规范。绝大部分著名作家的全集或多卷本选集、文集已经在中国出版,如《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集》、《普希金选集》、《司各特选集》、《海涅选集》、《狄更斯文集》、《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现当代外国文学名家,如英国的毛姆、德国的布莱希特、法国的莫洛亚、奥地利的茨威格等人的代表作也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在庞杂众多的现代主义流派中,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浪潮小说等知名作家和作品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关注。外国作家的畅销书在中国城乡所在地方都能看到。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阅读大国,也是翻译出版大国。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融合与共同发展的过程。在如今“地球村”的时代,世界越来越“小”,文明融合与发展越来越快,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越来越频繁。
  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能够单独解决的。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应对挑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中国一贯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来自哪里?在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的论述中,我们能找到答案。他说:“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想对当今世界极具现实意义。和谐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包容和理解,和谐带来和平,在和平发展中才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而这需要我们进行有效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于是翻译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简言之,加强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就必须有大批的优秀的翻译家,担当人民交流的使命。
  世界不会只有一种文明、一种语言、一种声音,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参差多态才是美的本源”。不同文明、不同语言、不同声音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开放包容、理性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我们翻译家的不懈努力!
  我希望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东西两大洲,不能再分离,谁是多识的人呀,理应明白此!两世界互相研究,即是我的希望,东西互相连联,也是我的希望。”(引自卫礼贤《歌德与中国文化》,载《歌德研究》,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59-260页)
  最后,我谨祝这次“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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