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

2009年10月21日浏览次数: [        ]

——写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赴法兰克福参展之后
 

  10月18日,为期5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落下帷幕。
  中国作为主宾国,既展示了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出版物,又展示了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物,还展示了大量反映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的精品出版物。与《中华善本再造》、《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反映中国优秀文化的图书一起出现在中国展馆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这套400种490册的皇皇巨著,几乎荟萃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重要代表著作,足以代表“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也足以代表中国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不懈努力。
  作为一套记录中华民族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的大型丛书,作为一套被誉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作为一套开阔了几代读者视野的经典读本,“汉译名著”让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融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征程。
  “中国能公开出版弗洛伊德了,这说明中国是开放的”
  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如果从那时算起,汉译名著已经走过百年。百余年来,凡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反响、有定评,在某一学科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均通过汉译名著传入我们的知识谱系,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者的作品也都通过汉译名著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汉译名著从无到有,与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4位“主持人”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和陈原息息相关。
  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这位点过翰林,任过清朝外交部门官员的维新志士,早在梁启超和汪康年办《时务报》时,就建议多译西书,作为“鼓舞人心”、“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他主持商务,其故交严复的所有译著也就转到了商务。到1912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8种西方名著已全部出齐,每一部都一纸风行。
  商务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1922年,王云五接任商务编译所所长。这位自学成才、20余岁读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原版的“杂家”,“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192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出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第一批图书,1933年又出版了第二批,此套丛书出版约230种。
  1959年,陈翰伯出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与总编辑。之前的1958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刚刚重新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他风趣地称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是“洋务”,他就是洋务派。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时间,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395种,几乎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
  陈原是另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出版家,他有一个颇为著名的出版理论——“盯着前人想着后人”。1982年,在商务印书馆迎来85周年馆庆前夕,陈原决定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系统整理出版过去的西方学术著作。
  于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隆重推出。随后,有了第二辑、第三辑……1984年,商务重新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外国报刊曾对此发表评论说,中国能公开出版弗洛伊德了,这说明中国是开放的。
  “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从汉译名著长长的译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贺麟、朱光潜、陆志韦、齐思和、费孝通、周建人、潘汉典、何兆武……他们几乎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摆渡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到中国的事业中。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辞世的3天前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1980年,已经83岁高龄的朱先生开始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6年的时间,拖着病体,终于完成了译稿。皇皇三卷本的黑格尔《美学》的出版更是波折不断。《美学》第一卷译作“文革”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第二卷译稿在“文革”时被抄走,打扫垃圾的朱光潜先生又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被抄走的译稿,欣喜若狂的他每天偷偷地对失而复得的译稿秘密进行修改。1974年,尚带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朱先生,应商务之邀开始翻译《美学》第三卷。1981年,《美学》三卷四册才全部出齐。
  一部黑格尔的《小逻辑》更是倾注了多位大学者的心力。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著名哲学家贺麟。商务1980年版的《小逻辑》,是贺麟在1945年上海商务版、1954年三联版连续两次修订的基础上再次修订过的,整个翻译过程历经40年。贺麟先生认真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1954年三联版的译稿他曾请冯至先生、王太庆先生各校阅一遍,即使这样,1980年出版时,他又做了较大改动,并请罗念生、周礼全、叶秀山、王玖兴等翻译家和哲学专家对照不同语种的版本再次校阅。
  正是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汉译名著” 丛书为中国学术著作翻译建立了标准。从序言、译者注、索引到参考文献、原文信息、人地名的译名,商务的处理几乎做到了完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认为:“中国多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的熏陶、教育和培养。可以说,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假定没有这套丛书,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可能会延误不少,阅读了商务出版的经济学名著,基本上就对西方400年的经济发展史有了清晰的了解。
  “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
  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被推上了出版日程。有关领导指示说: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件工作,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基础和架梁柱的工作,有了这些典籍,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有关部门成立了“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
  1984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这一指示令出版界欢欣鼓舞,它表明了一个开放的国家对待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态度,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人们重新意识到,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和萎缩。持续至今的西学译介热潮由此展开。
  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只能一砖一石地去垒。曾翻译了包括《社会契约论》、《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7种传世甚广的“汉译名著”的学者何兆武先生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上。
  “此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整理出版,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说。“汉译名著”才刚刚走了很短的路程,今后会有更多的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提供必要的文化积淀,为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记者 杨雪梅)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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